我信主了，才知道自己有智力无智慧，有先见之明但无自知之明；精明但不聪明，开明但不文明。其实我骄傲起来，不如诸葛亮谦卑。他才高八斗，却自称“孔明”。我却以为天下的事都看透了。
我学习侍奉主，才知道耶和华要挑选“心中有智慧的”，就是耶和华“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分别为圣，可以给神“供祭司的职分”（出28:3）。那我既然蒙召，又应该是大有智慧的人才对。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就像春节的气息越来越浓，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越来越少。凡不在基督里的，都喝醉了。惟独在基督里的，“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弗5:18）。
老人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因为春节，代表着一个以宗族社群为最高理想的中国传统。这是一种封闭式的文化和人生理想。在无信仰的大地上，人们以血缘的纽带围在一起， 在一个庆典中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排除在外。因为唯有把不属于自己的人排除了，一种被假想的幸福才会如期而至。因此，对团聚的人来说，所谓春节，就是一个将鳏寡孤独者拉出来示众的日子。所谓春节，就是一个对无家可归、有家难回的人来说如堕深渊的日子。每个春节，都是对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再次遗弃。春节，就如一位施行审判的冒充者，把一些人留在外面，切齿痛哭。
春节的世俗理想，要求一个不断的团聚与遗弃的过程。它并非指向一种真正的、家庭至上的价值。春节一旦脱落了儒家宗族势力的遗产，它便彻底无法描述和定义一个整全的家庭理想。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自不同家庭，却“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创2:24，可10:7,林前6:l6,弗5:31）时；甚至在家庭内部，春节也不断制造着二桃杀三士的撕裂。与妻子的父母团聚，还是与丈夫的父母团聚？封闭还是开放？家人还是邻舍？教会还是庙会？今天的春节，既不能支撑和安慰一个“并不分希腊人、化外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成为一”（加3:28）的、超越的社会理想；甚至连支撑一个将丈夫和妻子各自的原生家庭聚拢在一起的文化力量，都彻底死亡了。
自古以来，中国空有“四海之内皆弟兄”的理想，却抓不住“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133:1）的应许。一百年来，中国空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条文，却活不出一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1:14）的异象。当社会被区格，家族被断裂之后，春节的全部社会学与宗教学意义，就是排除异己。我们的父辈，曾年复一年，仔细阅读春节团拜会和国庆宴会的出席名单，犹如在狂风巨浪的海面，阅读一份古老的航海路线。而今天，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开始策划自己的春节联欢会和年夜饭。因为发生在当代中国大地上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观和归属感的争夺战。不但在政治上，总有许多美好的事物被春节“和谐”；连基督徒信仰的一部分，也难免一次次的被春节“和谐”掉。
这周，台北的中央广播电台约我做两期访谈节目，关于“基督徒怎么过年”。我惊讶他们对这个时代的敏锐。主耶稣的教会在中国，已形成了一个基督徒社区。我们要么影响其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要么被其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拖累。
当耶稣和众人在一起，有人告诉他:“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太12:47-49）。
弟兄姊妹们，春节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我们的。在一个拒绝耶稣的族群中，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一种撕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春节若不重生，春节就是中国文化的一场丧事。愿回家的弟兄姊妹，将福音和一个从福音而来的理想，带给你们的亲人。愿在成都的夫妇们，打开家门，和不能回家的肢体一起过年；也走出家门，带着亲人来教会赞美上帝。
惟独我们，在基督里有圣灵充满的智慧；惟独我们，是春节里一群慈悲忠信的祭司。不是春节，而是我们，才是上帝为他自己拣选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